公益部門是救世主？
壹點貳. 公益部門是救世主？
重建社會資本
全面性的信任危機，最直接的衝擊反映在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體系上。根據2013年OECD調查，會員國民眾對政府信任度平均只有40%，且約三分之二的國家信任度較2007年下降。
台灣的中央研究院2013社會變遷趨勢調查結果與OECD十分雷同，大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僅有38.5%。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調查報告](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scidown/12085)）
相較之下，社會大眾更寄信心於公益部門。公益部門或被稱為「第三部門」，正是為了彌補「公部門（政府）」與「私部門（營利機構）」的不足、避免因為政府失能或巿場失靈造成社會發展偏失而存在。依據世界經濟論壇調查，大眾對政府信任度為3.83，倒數第二（滿分為10分，僅略高於墊底的宗教組織，並與媒體相當），而非營利及慈善機構則位居第一、高達5.53分[1]。
[公益部門信任度遠勝政府]
（來源：世界經濟論壇）</center>
公益部門能搏取大眾信任，除了單純「做好事」的道德光環加持，在公眾企求社會正義鏟除「不平等」的氛圍下，公益組織原本就專注調解社會發展衝突、關照弱勢族群利益，於是被賦予高度期待，成為公民訴諸行動創造改變的管道和出口。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即認為唯有社會與政治力量攜手合作，以分配正義做為成長政策的基礎，這樣的成長方能緩解不斷惡化的不平等現象。近年致力公益的微軟創辦人Bill Gates也撰文認為公益可能為世界帶來改變，例如「世界富豪捐贈計畫（The Giving Pledge）」，包括他自己以及投資大師Warren Buffett、臉書創辦人Mark Zuckerberg等人均承諾捐出一半以上財產，希望促進公益同時消敉極端的財富不平等。
最為關鍵的是，公益部門也成為重建社會資本的希望所繫。社會資本是社會整合、經濟效率和民主穩定的基石，當代著名的社會資本理論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即指出社會信任、水平的社會網絡以及公民參與都是社會資本重要的組成要素，而非營利組織則是這些要素主要的來源。
因此，一方面貧富不均牽動社會問題增加、為彌補巿場失靈和政府失能，公益所扮演的調和角色更形重要；另一方面，對公部門的信任危機造成代議民主制度出現相對權力移轉、公民自主參與社會改造，更直接地促進公益部門創新與發展。藉由社會大眾既有對公益組織的信任、公益組織與在地各個利害相關人群體的深厚連結，以及所提供的公民直接改造社會的機會，公益部門便成為這風雨飄搖年代裡的重建社會資本、進而回復社會發展常軌，甚至談論永續發展的自然選擇。
責信是核心要素
公益部門被寄予厚望且對國家政策或整體環境更具影響力，導入的資源愈來愈多的同時，過去大眾對於公益組織的單純善意，逐漸轉變為要求其證明把事情做好做對（例如受益人是否真的受益？社會問題改善程度如何？）。社會信任關係已受到破壞的此刻，主觀上負起責任（responsible）已不足以說服大眾，更要能被客觀地檢驗（answerable），而這正是所謂的「責信（accountability，或譯為問責、課責）」，正是重建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
信任關係建立不易，更何況是破壞之後的重建，因此責信的實踐在今日相對複雜，不僅是單向的倡議或宣導，而是更多元地溝通：首先要開放問題（take questions），接著是願意回答、以有效的方式溝通、精準回答問題（answer right questions），最後才是答案能被接納與否（right answers）。「公開透明」是這個過程的關鍵及互信基礎，一方面供外界檢視，另一方面則做為防弊機制，以避免資訊不對稱造成代理問題（代理人與委託人利益衝突）或公益失靈（公益組織無法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這個過程有可能包含批判和質疑等較尖銳激烈的交鋒，而這也正是許多組織視為畏途的主因。雖然最後不一定能達成共識，但至少能促成更多的相互理解。
除了社會人文的脈絡外，資訊科技改變資訊的傳遞速度、交換方式及使用者的決策習慣，更進一步重新定義「責信」的時代價值。
科技時代：社群、參與、開放
過去十年間，網路科技創新使得人類工作及溝通的方式產生極大改變，而隨著這些創新成熟、擴散及穿透過去傳統資訊載具的界線，將更加劇烈地改變人類社會的面貌。例如「大規模開放線上課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任何人在世界任何角落可上線學習世界第一流的課程，不僅翻轉了教育的可能，同時也提供社會底層的孩子力爭上游的絕佳機會－而這也很可能是解決世界「機會不平等」的新解方。
數位科技的影響大致呈現在三個面向：社群（social）、參與（engage）以及開放（open）。不只是數位原生代，包括數位移民等其他世代也被迫重新建立社會連結；因為突破了時空限制，參與公眾活動（那怕只是看熱鬧居多的鄉民）變得容易，關切議題的意願隨之提高；由於訊息量倍增、即時回應、資訊不對稱降低，決策習慣因此改變，減少對中介機構的依賴。
這三個面向對公益部門的影響則分別是：
社群：利害相關人關係重新界定，過去較不受重視的群體（例如受益人、員工或反對團體）可以同等聲量發聲，也就是原本的「權力地位不平等」被逐漸敉平。
參與：公民熱情及創意無窮，但因主觀意識強，同時也帶來更多執行面的干擾。
開放：「線下」（offline）的信任感不完全等於「線上」（online），必須用更多方式及力氣證明自身的影響力。
救世主沒那麼好當
總而言之，傳統政治體系運作明顯跟不上資訊與經濟的發展速度，公益部門的角色更顯吃重。但在備受期待之餘，公益組織面對的是社會資本變動及數位科技影響下更嚴格的責信標準及更多元的溝通需求，是一個看似充滿機會、卻也同時充滿挑戰的快速變動環境。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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