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利害相關人報告書

Dear friends,

2016 及 2018 年 2 月 6 日分別於臺南及花蓮發生大地震，日期的巧合不免有些穿鑿附會，但真正被拿來比對的，是縣巿政府災難勸募的規劃及執行。尤其對於捐款是否可用於紓困產業，引發公眾大規模的關注及討論。對於一個天災頻仍、應該已經累積很多相關經驗的海島而言，這確實是不能也不應該迴避的課題。

災難捐款的大哉問

曾派駐臺灣的媒體工作者 Caroline Gluck，從一般媒體轉到樂施會及聯合國難民署服務多年。因為在臺灣體驗過地面搖晃的實際感受，所以 2010 年前往報導海地大地震時，餘震讓她的同事驚慌奔逃，她卻鎮定地在屋內完成電視訪談。在《三點半後不收屍》一書中，基於不同的災難現場報導經驗，她提出幾個觀察：

• 援救機構最重要的是透明度和問責性，媒體或許可以發揮功能；

• 捐款人對防患未然的備災措施不感興趣，緊急危機發生、電視出現驚心動魄的現場畫面時，募款相對容易；

• 對受災的社區或個人而言，防災的實際效益比較大，花費也遠低於災難援救；

• 風險最高的，往往是最貧困的社區或家庭。除了無法獲取災難的相關資訊及資源，也沒有能力預防或對治；

• 只要多一點點的打擊，弱勢家庭就會陷入債務及貧窮的深淵；

• 災難當中有可能潛藏「慢燒（slow-burn）」的危機，例如災民因為食物不足而吃掉種子，就可能引發來年的飢荒。

歸納來看，災難事件有幾個大哉問：

• 媒體是否恰如其分地扮演資訊對焦及理性問責的角色？

• 捐款方與募款方極可能對用途的想像不同，如何處理？

• 風險承受能力不同的受災對象，資源分配應該講求什麼樣的「公平正義」？

這也是《當洄瀾成為海嘯：從花蓮地震的災難捐款展望永續城鄉》一文所指出的，花蓮震災捐款爭議未能被真正討論的問題：災難發生的前 10 天即已募得 3/4 的款項，捐募雙方期待不對等的風險怎麼引爆的？不同的城巿韌性下，直接比對款項用途是否合適？此外，現行的政府勸募資訊公開、善款委員會設置及結餘款處理等機制，顯然也需要調整。

捐款支配的權力拉扯

災難捐款究竟應該以捐款人的意志為原則，或該付託給機構的專業判斷？從花蓮的例子來看，

素樸的人道關懷及慈善想像，隱含的政治課責風險及專款專用的財務限制，很可能讓今後的災難捐款畫地自限為善意情緒的抒發，而無法更積極的回應災難的啟示。

一般捐款也有類似的趨勢。在美國，「捐贈人建議基金（donor-advised fund，也就是捐贈者將錢捐給慈善基金，但可以建議該基金的用途）」 2015 年規模已超越中介機構（捐贈者將錢交由中介機構分配，例如聯合勸募）。這所代表的主要意涵是，捐款人希望對於捐款有更多的主導權、與所關心的議題直接連結，確認自己在社會變革中的貢獻，也就是「去中介化」的「策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

觀點和權力結構的變動，當然就重新定義了什麼叫做「責信」。一方面，此次年度報告書以此為專題，從會計的發展歷史談到幾個主要的典範階段，試著再回答一次「責信是什麼」；另一方面，臺灣公益責信協會將持續在不同的利害相關人觀點之間，試著架接及導引多方面的溝通。

成果及計畫

過去幾年，協會以公眾書寫為主，從瀏覽數來看（如下圖），對大眾影響的程度明顯降低。最主要的原因是 2015 年針對幾個重大公益爭議事件撰文及《公益觀察》完稿公開，這個效果遞延到後續幾年，讀者有興趣的主題還是相當集中（如災難捐款及後勤行政成本等）；相對地，由於整體環境沒有明確變化、議題沒有新意，讀者便感到疲乏，而且社群媒體的演算法調整也不無影響。但過去累積的聲量，已逐漸開啟與公部門及公益組織的合作機會，得以更務實地參與議題，可算是自然而然出現的轉型。

2018 年，協會有幾個重大變化。首先是組織的正常化，除了我本人全職投入外，另外聘請 1 位專案經理；常態性的業務重點是接手「聰明公益資訊平台」的維護及發展，初期將著重資料整理、研究及推廣；募款也因為人事成本，所以需要做更多的人脈及資源連結，以達成年度 NT$45 萬的保守目標；試著到不同的公益組織對話，算是一種田野調查（接地氣），以深化對實務的理解；公部門等合作或諮詢因為較難預期，目前只能預留部份能量應付；當然還需要持續學習與思考。

全職投入是一種態度，也是投資。相信這件事很重要，也相信值得冒險。只能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也請和我們一起期待各種美好風景，或各種莫名其妙（這）。

謝謝多年來的協助及支持（能讀到這裡也是不容易了），如果願意協助我們站穩腳跟，也很感謝。

祝平安，以及如今日和煦春風的每一刻。

余孟勳（Simon） 臺灣公益責信協會理事長 2018/4/20

封面設計：盧昱秀